＊「文化生物」之愛＊

一九五○年代德國人類學家阿諾德‧蓋倫（Arnold Gehlen, 1904-1976）提出「文化生物」的概念。文化生物的生命不由基因決定，不由情緒或感情做主，也不是由思想來操控。關鍵的影響力來自其他的文化生物。文化生物稱自己為「我」。他們對自己和他人有某種（持續變化的）看法。他們不只扮演一種社會角色，而是同時扮演多個。對文化生物而言，在一個人身上可以出現互相矛盾的想法或是對立的感情。這些特質，會讓人與人之間互相吸引或排斥。

愛情之於文化生物，它意味著：「愛慕」、「戀愛」或「愛」不只是間腦裡中腦邊緣系統的內分泌作用，它們也牽涉到個人的自我關係。當我們和伴侶或性伴侶相處時，我們的興趣並非機械的受制於基因的自私傾向，我們玩的是一種社會遊戲，我們透過他人的目光看見自己。我們散發的光芒就像撞球檯上的撞球碰到了檯邊，會從他人的眼光反彈回來。

人類生命有意思的地方在於，無法憑個人或他人的直覺掌控一切。換句話說：我們很少真的知道他人想要什麼。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永無休止的遊戲，也就是詮釋的遊戲。

以「性」為例。外表強壯的公鹿彷彿在對母鹿宣示：我是妳的Mr. Right！而母鹿也能憑本能知道，與這頭公鹿交配是對的選擇。人類的情況就複雜多了。大屁股的美女、寬肩膀的帥哥或許迷人，但笑容不對勁或話不投機，那會澆熄了我們的熱情。何況它根本無法告訴我們，對方在做愛時是否體貼，懂不懂情色的想像和創意，感不感性，有沒有自信。令人跌破眼鏡的情況不勝枚舉。

性在心理學上是個複雜且寬廣的領域。性伴侶眼中所反映出來的我，很可能比我們以為的還要多。性對人類而言幾乎都是令人興奮、值得興奮，或覺得興奮的，如此特殊的性質，肯定與灰伯勞和箭毒蛙所經驗到的大不相同。性能讓我們藉由「撞球檯邊的反彈」來獲得某種「自我經驗」。覺得自己夠不夠有男子氣概或女人味，並不是荷爾蒙的問題。對方的反應、對方的眼神、對方的話語，這些因素的重要性絕不亞於荷爾蒙。

所以，做愛好比打撞球，會有一個「我的形象」從對方那裡彈回來。這是一場藉由「共感」（empathy）才能完成的遊戲。我們毫無保留的奉獻自己給對方，透過這種方式最終贏得的、反射回來的卻也是我們的自我。我們滿足對方的性欲不是出於無我的付出，而是透過「反彈」獲得心理上的滿足。當然，這是指具有撞球檯邊般功能、令人滿意的性愛，不是那種有去無回的單向射門遊戲。

在性能力上人類並不是最強的動物，但在性行為上是最有趣的。這要歸功於文化；人類在扮演性愛角色時遵循的是藝術法則；他不但在扮演角色，同時也在玩他的角色。

造成這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，人類有辦法跟自己的心理（心靈）玩遊戲。一百年前，威廉‧詹姆斯將我區分為「主我」（意識流）與「賓我」（自我），以釐清大腦中共同作用的各種我。一九二○年，弗洛伊德將我劃分為三級：「本我」（Es）、「自我」（Ich）和「超我」（Über-Ich）。晚近的大腦科學家則分出七到九種「我的狀態」，它們在我們的感覺或思想中，彼此互補、滋養、交錯與相疊。從詹姆斯兩個人玩的對弈遊戲（二因論），到了大腦科學家就變成多位玩家（各種「我的狀態」）一起上線的電腦遊戲了。

做愛時，各種「我的狀態」會一起動起來。「身體的我」會因荷爾蒙分泌而出現強烈反應；「作為經驗主體的我」感受到自己進入一種高度興奮的狀態；「傳記的我」（或「紀錄生平的我」）會滿心歡喜的想著，這一刻我與心儀的對象上床了，共同經歷一次親密的接觸；但同時「道德的我」也不斷冒出頭來提醒我，我在做的事情是錯的，因為我或對方或我們兩個都另有固定的伴侶。

總之，「做愛」和「知道自己正在做愛」是兩碼子的事！性愛是一種非常複雜、集各種意念和觀點共同作用的行為。外遇和出軌的魅力之所以無法擋，並不是因為我們在追求最佳基因，或被先天的繁殖衝動牽著鼻子走，而是我們渴望獲得一個全新的自我形象──令人怦然心動、魅力四射；我們渴望跳脫老夫老妻多年相處後，再熟悉不過的刻板形象。

從他人眼中看到正面的自我形象永遠是獲得生命活力的靈丹妙藥。在性愛中、在戀人的眼中得到自我認同，絕對是天底下最值得追求的一件事。性愛如此，愛情又何嘗不是這樣：我們每天最在意的就是，自己在那個特別的人的眼中是怎樣的形象。

＊讓人昏頭的吊橋＊

卡皮蘭諾吊橋（Capilano Canyon Suspension Bridge）是世界上最長的懸索吊橋，一百三十六公尺，高掛在加拿大溫哥華北部的卡皮蘭諾河谷上。站在七十公尺高的吊橋上搖搖晃晃，腳踩著狹窄的木條，往下看是深不見底的山谷。

膽小的人別想挑戰卡皮蘭諾吊橋。像這樣的地方，會讓人特別想要戀愛嗎？一九七四年，未攜伴前來的年輕男子，會邂逅一位美麗的妙齡女子。她會趨前詢問，是否願意協助她完成一項科學實驗？實驗內容是：請走到吊橋中央停下，感受一下周遭的景色，然後將自己的印象寫成一小段文字或畫成一幅簡圖。男士回來後，女子會給男士自己的電話，並說：「如果你對實驗結果有興趣，可以打電話給我。」有一半的受試者打電話來。

策劃這項實驗的是多倫多的年輕學者，唐納德‧達頓（Donald Dutton）和亞瑟‧艾倫（Arthur Aron）。兩人一夕成名。其實，這項實驗與遊客看到風景後有何感想無關。他們唯一感興趣的是，回家後有多少男士打電話來？

他們假設，走在令人頭暈目眩的吊橋上會讓人特別緊張，男士對年輕美女的情緒反應也會特別強烈；他們追求女人的意願將因此提高。

作為對照組，達頓和艾倫請年輕美女再到另一座簡單的木橋旁重覆相同的實驗。結果，來電的男士不到百分之十五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吊橋上寫下的感想比在一般木橋上的隱含更多的性暗示。如果假設沒錯，男人會把走吊橋的緊張感轉化為遇見年輕美女的興奮感。所以，吊橋晃得越厲害，男人對那位美女的興趣就越高。

從吊橋實驗中得出相當有趣的結論：我們的情緒經常是不明確的，根本無法給它一個單一的解釋。感覺到某種情緒與理解這種情緒，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。所以恐懼和緊張才會被那些男士誤以為是對異性有興趣的興奮感，而順利克服。達頓和艾倫稱此為「歸因錯誤」（attribution error）。說得白話一點，那些男士誤會了，他們搞錯自己的心意。

一九六二年，美國社會心理學家史丹利‧沙其特（Stanley Schachter，1922-1997）提出，身體的情緒反應和我們對它的心理詮釋是兩回事。沙其特主張，某些行為障礙或不良習慣，如厭食症、貪食症、憂鬱症、菸癮或吝嗇貪婪，都跟「歸因錯誤」有關。人類的情緒不包括厭食或吝嗇貪婪，這些行為並非由情緒引起，兩者之間沒有相應關係。當中出現某種過渡和轉化，而且是藉由心理詮釋的功能。對此沙其特提出了「情緒二因論」（two-factor theory of emotion）：人類的感情由兩大因素組成，一是生理的刺激和反應，一是與此相應（或不完全相應）的詮釋。

換句話說，我們只能擁有我們所詮釋出來的感情！當情緒引發想法和觀念時，感情於焉形成。想法和觀念是人類腦功能的一項成就，能夠解釋和延伸情緒的內容。

當小孩興起某種感覺時，如果大人能給他一個明確的解釋，孩子通常會心滿意足。有了解釋，世界再度井然有序。大人也是這樣，當我們遇到不愉快的混亂感受時，如果有人能說出一番明確的道理，我們就會釋懷許多。

達頓和艾倫的吊橋實驗似乎證實了這種心理機制。在情緒激動或緊張的狀態下，我們會產生移情或轉化作用。實驗說明了，對異性感興趣或談戀愛深受「情境」的影響。參加搖滾演唱會、舞蹈課、聖誕晚會、嘉年華會，或走一趟令人膽顫心驚的吊橋，都有助於我們墜入愛河，作用之大絕非市場買菜相遇可比擬。

許多研究進一步指出，仔細校準體內的化學變化，實驗結果會更好。例如經過長時間騎自行車或馬拉松式的長跑後，身體處於高度興奮狀態，平均得花七十分鐘才能恢復正常。最關鍵的時間點落在劇烈運動後的十到十五分鐘，這是產生歸因錯誤的最有利時間。身體還處於興奮狀態，但心理已跟引發興奮的真正原因（劇烈運動）逐漸脫離關聯。此時若出現誘人美女，男人的注意力便會高度集中在她身上。

非常態的情境有利於非常態的感情。經歷特殊情境所引發的高昂情緒甚至能強烈到讓人陷入愛河。不過，能夠如此不代表必然會如此。有一種情況曾讓許多人感到失望，男女在興致高昂的旅途中相識，並結為愛侶，回家後那股魔力頓時雲消霧散。沒錯，非常態和特殊性都會隨著時間而消褪，但它們是點燃愛苗的重要刺激。對我們而言，愛情本身就是一件「特別」的事。少了那份特別，愛情就無法成為愛情。